观察者网：《县乡的孩子们》这本书还谈到了校园欺凌、青少年抑郁、网瘾等一系列县乡学子遇到的困境，您在调研中有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吗？很多城市孩子也会遇到这一种问题，这些相似的难题，对县乡和城市来说有什么不同的含义？

  雷望红：校园欺凌我在广西调研得最多，当地这样的一种情况很普遍。我们从学生那里了解到很多校园欺凌事件，这种事要是和校长、班主任聊，一般是聊不出来的。

  校园欺凌分为两种类型，一种是比较极端、严重，带有残害性质，出现严重身体伤害的；另一种是小打小闹型，矛盾比较小。对于后者，我们的理解是：很多学生是闲得慌。

  我访谈了很多学生，有的是被打过，有的经常打别人。你问他为何需要打人，他的理由是“我看别人不爽”。为什么看人不爽？因为别人戴眼镜、头发太长、说话难听、有点“娘”……总之很多理由，只要看人不爽，就去把他整一顿。当然，他打人也会看对象，处在班级边缘或者弱势的同学往往会成为受害者。

  严重的校园欺凌则多数带有团伙的性质。过去一些学生在辍学之后变成社会青年，成为黑社会群体中的“后备力量”，这样的一种情况现在少了，但在学生群体中还是会形成一定规模的团伙，对某些人进行欺凌。而且这种欺凌的隐秘性非常强，受害者一般来自弱势家庭，被欺凌后不敢告诉家长和老师，会默默承受。

  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屡禁不止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没有很好的震慑手段。过去处理校园欺凌是很粗暴的，老师甚至会直接打欺凌者，现在老师哪里敢打？以至于学校处理不了就去找派出所，但派出所又能怎么办？学生也没到触犯法律的程度。我们去派出所做访谈时，对方说我们不能拘留他们，只能吓唬，但这些学生也不怕吓唬，一般在派出所待几个小时就放了。

  过去处理校园暴力还有一种方式，在国旗下做检讨，再严重点开除这个学生。但现在老师也不敢随便让学生公开检讨，更不敢开除学生。我在广西调研时，有个学生打架之后，被校领导批评了，这个学生就威胁学校，说要“带着兄弟们辍学”。这样老师哪里还敢严厉批评？学生一旦辍学，老师还要跑到他家里去求他回来上学。

  现在校园“性欺凌”的情况也让我非常惊讶。我们去中西部乡镇调研时，发现当地有很多低端旅社，周末会有一些初中生去那里，其中一些女孩子是被迫的，我听说过的就有三起。也有对男孩的“性欺凌”。

  2023年3月，江苏南通，民警在向学生们宣传讲解预防校园欺凌知识 图源：视觉中国

  关于青少年网瘾问题，县域社会可能比城市更严重，这其中有着非常大的城乡差别，就是家庭管理和介入能力不一样，其实校园欺凌也是如此。这些事如果发生在乡村，家长无论从意识上还是能力上，介入程度都比较小，有些事家长觉得无所谓，还有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，家长不在身边，无法感知到孩子面临的问题。

  青少年抑郁方面，乡村的青少年抑郁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空虚，他们缺乏关爱。留守儿童中有一类群体特别有可能会出现抑郁，那就是家庭破碎的孩子，像父母离婚、“跑妈”家庭中的孩子或者孤儿。而城里孩子的抑郁往往是学业压力带来的，或是家长“窒息”的管理导致的。

  我们一直强调县域社会的教育管理模式和城市社会是不一样的，县域社会缺乏家庭的支持，甚至有些家庭还会带来负面的作用。而城市的问题就在于家长过度积极，家长本身就是竞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，搞得孩子压力很大，最后有可能会被“反噬”。

  观察者网：近期不少家长吐槽“课间圈养”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很多中小学要求学生课间不能下楼，“课间十分钟”被消失，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县域学校普遍吗？学校和老师在担心什么？

  雷望红：这要看学校管理者的理念。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，有些学校确实不允许孩子下课出教室玩耍，主要是怕学生出现安全问题，一旦有这种情况，学校就会很麻烦。这其中也涉及到家校关系，学生在课间打闹出现安全问题，比如骨折之类的，明明能够最终靠保险来解决，但家长会来学校闹，就算有保险赔偿，学校依然要掏钱，还要牵扯很多精力。很多学校现在也不办运动会了。

  玩耍是孩子的天性，但老师看到他们疯疯闹闹的就会批评，学生也不敢玩了。之前在湖北一所乡镇小学调研时，有一幕让我特别震惊，课间一排学生坐在墙角，不打闹也不说线个学生，校园空间完全够他们玩，但那群学生就呆滞地坐着，都没有他们这个年纪该有的活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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